近代欧洲中个体精神的时代超越

石东岳

历史系　03级　2班　1030200327

    是否该为黑格尔叹息，那个他自认为超越古今永世不变的哲学体系。不过在其之后的数十年间，来自费尔巴哈，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来自叔本华……都给予了他的体系以强烈的批驳。黑格尔自认为自己已然超越的终究是幻化成梦，这样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缜密的哲学体系也变得如此脆弱。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科学的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根本谬误之处，于是黑格尔苦心营建的哲学体系就此失去了他作为这个体系的价值。

    但当人们对其进行批驳时，却渐渐发现了我们所为竟全在的他的哲学体系中。正如他所论说的一样，后人对他的批判是对其的否定，而正是在否定中也是对其所批判者的一种肯定，有如一人若是丢了东西，下次遇到相同的情形时便会更为小心，这即是对其丢东西行为的否定，又是在否定同时确立出为自己所肯定的另一面，而正是有一面才能引出另一面，二者的结合才是更为深刻的认识。由此看后人对黑格尔的批驳，一样是这些人批判黑格尔的同时也是对其的肯定，而批判者的观点中自然是自己观点与批判黑格尔观点的同一体。若是没有批判那就是黑格尔本身，而若没有黑格尔也就没有批判者的批判。对这一点最具有科学意义的证实的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最为深刻的理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又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而黑格尔他的辩证法也是在康德提出“二律背反”下，黑格尔指出康德认识到了矛盾性，却是僵硬的对立，而不能将之统一起来，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对康德，对费希特的“正、反、合”的继承与发展的这一辨证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再看康德，他的思想与近代欧洲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正是欧洲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发展延续而这一过程则是要调和二者，而二者（唯理论与经验论）他们的思想来自文艺复兴，来自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也正是体现了辩证法的原则，而究其西方哲学思想所要“批判”的源头在古希腊，这样二千年的哲学就这样统一起来了，而且是这样的一种辨证的统一。若是缺失了其中任何一环节，也无法在此间成就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在马克思时辨证唯物主义的提出也会因此而难以实现。当然，这里不是说没有柏拉图，没有康德，或是没有黑格尔这样的一个个个人，就没法成就，而是以这一个个个人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每一环节。

    渐渐的我们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之处，这即是对前人的超越，更是对哲学本身的超越，如果说没有他深刻的揭示辩证法，那就没有后来辩证法的发展。在这里产生了疑问，那就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否是一种超越，因为如上所述黑格尔哲学应该是哲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其逻辑演进自然会出现的。那么则怎么能说是超越的，而应该是必然所至，哲学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发展而来的。那黑格尔的超越又在何处？而这里我们应当看到前面所说的是哲学上的发展是抽象出哲学本身将其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但在这里是要结合于具体的人物，来看在时代下（历史下）个体与整个时代的关系。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那么哲学家则是哲学家的思想体现了时代精神，而所谓时代即为一特定的历史环节下，那所谓超越即是个人在大时代下如何具有反映时代精神又有其独立性的思想精神。这是否是超越还是只为对时代的一种反映？历史中最为鲜明生动的应该是一个个历史参与者，虽然他们并非历史的根本推动者，但却是历史时代激荡变迁的亲历者，是他们反映了历史的精神时代的精神（这里并非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客观唯心的历史精神，而是人们对历史的切身感受）。而哲学家对于时代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即他对时代精神的反映。这里的反映是起思想中对时代具体现实的思考，更有在哲学层面对时代的把握，而他们所追寻的正是在对时代的把握中，从而能够超越时代达到一种终极。因之，他们对时代的反映就有两反面，其一，直接对时代本身的思考，其二，在哲学层面的思考，当然哲学发展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对时代精神在哲学层面的思考与反映也就是对时代的反映。

    而近代欧洲我们很难用几句话简述他的所谓时代精神，特别是我们这样的非亲历者，即便我们看得更为透彻深远。而那些时代亲历者即便他们受着种种限制束缚，他们对时代的反映依然是最为真切的，同时也是我们来体会那个时代的依据。这里从德国来看，这个表现出时代精神更是那个时代德意志民族精神来看，在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德国在欧洲仍是比较落后的，纷立的城邦，落后的经济。大大阻碍了德国的发展，在其工业革命渐渐发展，统一之势渐现眉目时，德国的民族意识才开始觉醒，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的哲学家也开始在精神领域用自己的哲学体系来高扬民族精神，来统一欧洲各国的哲学。这样形成了德国哲学这“德国民族精神和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其核心环节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同时我们看到，德国的时代精神即是他们民族的体现更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时代下的体现。法国大革命更是震撼了德国的思想界，即便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德国在政治上虽极为保守，但在哲学上却是无比兴奋跃动，康德、黑格尔对于法国大革命都给予高度赞扬与崇奉。

    于是德国的时代精神与整个欧洲的时代精神汇集于此，而在哲学家的阐释发挥中达到了全新的哲学高度，由是在来看这些个体精神与时代超越的问题。可以看到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数千年来人类对真知的追求，对人世与自然间的思考力图去把握住万物运行的要冲所在，自古希腊起绵绵千载苦苦求索终于在近代强烈的新时代精神的激荡下，人类的认识也层层推进上升。可以说从培根、笛卡儿，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休谟……一位位，一步步的腾越于时代之巅。而直至今日他们仍有能澎湃今人的精神闪光之处，那时更是在哲学上的飞跃腾升，犹以黑格尔时最为突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达到了一个极点。后世一反数千年的西方哲学，正在于黑格尔将其推向了极致。

    当然，最终黑格尔想在他的思想中达到哲学达到人类精神与存在相统一的绝对完善，他所要终结哲学却最终无情的终结了自己的哲学，他终结了辩证法的同时，却不能应用与自身于是必然为后世辨证的否定了。当今天我们来分析他的哲学，我们若是讲用辩证法否定了他，那么我们依然未有掌握辩证法，只有真正的在否定与肯定的统一中，才能认识到黑格尔，认识到人类精神。由此黑格尔无法超越他自身，却跃然于整个时代。他的思想远达古人，近启今人回旋于千年思想界。由此即非一时一代的反映，而是对世世代代的普遍的反映。故而能在时代之上，为后世人所思考与分析，汲取与批驳。

论敦煌与民族精神的回归

石东岳

历史系　03级　2班　1030200327

    今天敦煌藏经洞发现已愈百年，这是敦煌辛酸的而又是辉煌的百年。更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敦煌从辛酸到辉煌的百年，这百年也是中华民族从辛酸到辉煌的百年。而若要远述千年，又正是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千年，正如这藏经洞的封闭一样，敦煌的这一千年也变的悄然落寞。而这一千年间，我们的中华民族虽还有着非凡的文化成就，于全球而言，在这一千年煌煌的中华文化还外现着他的高越轻旷，但潜在的不也是渐渐地悄然落寞……今天，再回溯两千年，这是大汉王朝，更应该是大汉民族正式将敦煌纳入其文化中，在那里从此汉民族的文化辐射着，涤荡着，在中国的西北跃起了同样的思想。也正是两千年前的同时，此间又在生成汉文化的同时，流过来自西方的文明，这里也沉积了这些，这里更激荡其外来的文化，涌入华夏大地深处。

    敦煌的这一千年，从大汉以至大唐，全景中的华夏大地飞腾于寰宇间镇响天际，敦煌此间也彰显了华夏的聚变，具像的浓缩的体现了华夏千年。即使中间的乱世纷混的十六国南北朝，这里有着经学大家飘然的高唱，在古凉州有过鸠摩罗什十七年的身影，和十七年的佛法弘扬，这一路无数僧众前往中原，自是原先格义为主的玄学佛学遂终成就阐扬般若学的义理，汇集中西思想的跃动天竺般若学思维精粹于华夏文化精神的中国化佛教。而敦煌在一路播洒中，成就其超群的佛家文化艺术。即便敦煌不能代表全部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却能在敦煌生动的体现着。

    而我们今天想到敦煌最无法抹去的，难以逃避的确是她百年前的屈辱。那些强盗也是著名学者，同样他们也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可如果我们去卢浮宫拿支砖片瓦想也是会遭重惩，即使我们可以装出很崇高的说我们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她。其实，正如今天人们对一些外国货的抵制，事实上仍然还是有人再买，而我们真的要有实力拒外首先要是国货自强，而国货自强而首在国人的自强啊！不知道王道士出卖那些文书图画时，他是只为利益而无视国宝，还是本身就没有能认识这些的水平。可即便是没有王道士，若是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被外国人的超出平常意义的好奇心所得知，那敦煌宝藏或许仍会被某些国人盗卖而飘洋海外。即便敦煌未被发现，这尽百年间我们丢失的既为外人掠去的宝藏想是比敦煌也要多出百倍。这时我们是归罪于王道士一流的卑劣，还是要去反思当时整个民族究竟是如何一种状态，更是怎样的心态。在盛世时我们理应有自豪感，而在乱世间更应是每个人的民族精神最为激荡振扬的时候。中国人此时此境没有理由不以死捍卫民族的利益，高举民族的精神。而事实上，在中华大地上却未见得如潮般的民族精神的涌动。也许我们会有一天是宝藏回归，但我们若是丢掉了民族的精神我们又向何处以何法求得她的回归。这时想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一次唐使途径敦煌，那些敦煌本地世代的百姓，恳切的去向唐使询问大唐，询问中土，若是我们是当时的敦煌百姓，怎不会有如此热切的感情，即便是今人读到此处也会为此情境所动，感动于百姓的苦辛，更感动于百姓对故土，对民族的至深眷爱。只要我们意识到敦煌宝藏的价值于我们的职责，我们民族的职责，敦煌宝藏是终究回归到此间，同时我们也会有着比敦煌宝藏更珍贵的宝藏，来自我们每个华夏子民心间，而回荡于这片大地，更响彻世界。

《易传》与儒家道家

—————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思考

    在之前的两千年中，《易传》一直被官方定为儒家的经典而世代传习、历古不朽。又有孔子晚而喜易，而称《易传》为孔子所作，但是至欧阳修起就开始对《易传》为孔子所作产生怀疑，特别是清代学者的考据，到今天已经确证，《易传》一书绝非孔子所作，并且指出《易传》亦非一人所作，通过史料比对分析今天研究者大多认为《易传》是从战国末期到西汉时的学者陆续写成而最终汇宗为《易传》。但是研究者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观念，把《易传》定为一本反映儒家思想的著作。而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对《易传》的深刻分析研究后，研究者更指出被一直作为传统儒家经典的《易传》却相当大的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陈鼓应教授更认为“《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而非儒家。”陈鼓应教授对《易传》中思想最为丰富深刻的《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进行系统的分析，认为以上诸篇中受《老子》、《庄子》和以往研究中并未十分重视的稷下道家与黄老学派的深刻影响。依据详实，分析细致不得不使读者认同其观点。

    但是，应当说《易传》既受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有不少的儒家观念。如《系辞·上传》开头便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明显是后世儒家的观念，同时其又是来自《庄子·天道》，虽然学者指出《天道》篇的与《庄子》本身的思想的差异即而有否定其为他人所作，但这更加表现出儒道的杂糅。而接着一句“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又直接体现出道家的“动静”说、“刚柔”说。又有《象传》言“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显然是反映儒家的立身处世准则，而同时这种将自然表象来推诸人事行为说明问题的方法又是缘自道家的。因而《易传》是一部主要融合以儒道二家思想为主的先后写成并最终汇宗一起的解释《易经》的著作。我们看到《易传》表现的是“君子”立身行事，刚正进取的准则，这正是儒家所主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同时其论说的方法，思维观念又深深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易传》构筑的宇宙运动模式的核心为“道”是具有宇宙本体意味，行而上的非现象界的是与现象界相对又规定和统驭着现象界的最高实体。而孔子提到过“道”，是“附属于人类行为的一种价值品词”。而《易传》中的“道”正是来自《老子》中所阐释的那个“道”。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指出：

   “儒学传统中，有一个最薄弱与最柔软的地方特别容易受到挑战，他于关于宇宙与人的行而上的思路未能探幽寻微，为自己的思想理路找到终极的立足点，而过多地关注处理现世实际问题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思路，又将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群体的社会价值置诸不容质疑的地位。于是，当人们不断追问这一思路的起源以及其合理性依据时，他就有些捉襟见肘。”

　　这也表明《易传》虽然是有着深刻的道家思想而又被奉为“经典”，但是由于其本身编著的复杂与跨时代性，使得其并为构成严密系统的思想体系。而对在、孔子罕言的“性与天道”问题有着更深入的探讨则是来自魏晋的玄学。由何晏、王弼领袖地正始玄学就是缘老入儒，因而当代学者有认为何晏、王弼还是属于儒家的，他们最终还是要维持儒家的。而“竹林”名士才更多关注起《庄子》的思想，并将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的。而具体到《易》则是由“象数”到“义理”的转变。应当说《易》主要是通过象数来阐释其涵义的，而到了《易传》则又包含了用义理阐“易”的方法，但是主要还是以象数来对应人世的始自上古的卜筮为基础建立的，而到了魏晋犹以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则使义理阐“易”鼎盛起来。

　　这里我们看到缘自上古的占卜，和由此发展形成的《易》。其根本是建立一种自然与人的关系模式，来借此阐释发挥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在这里如果人们以较为理性的方式思考，则是深刻的而客观的成分更多一些。反之，单凭感性将自然与人世混杂附会，则全然是谬误。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即便是用感性的方式进行深刻的思考的结果，也是局限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认识之内的。而那种将自然与人世主观联系附会的行为中也包含一定的人们思想的闪光点。我们看到汉代的谶纬，完全是一种自然与人世的附会而且多数是荒诞，但是这也是人们精神运动的产物。而以上的这种情况就蕴涵在《周易》和《易传》中。而作为上古人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卜筮文化中，就是这一象限的表征，而《周易》则是其的文字化保存而使得这一传统能够更广泛的流传下去，而到了《易传》则将其发展的更为深刻。

　　同时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儒道思想也是在《易传》是开始糅合的，这样一种儒道互补既而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玄风大盛，使得人们对于道家思想的研究大大深入，而佛教的兴盛与传播更为中国思想补充了更多内容，并且可以说在一些方面促成了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经过种种，虽然还是儒、道、释三家，三家也鼎立纷争，但是在中国人内心深处，观念之中则使得三者渐渐的糅合。即便依然是反佛黜道的儒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中也以先天的包含了一些释道的基本东西。于是才有着宋明理学这样的内容与形式。宋明理学与前代儒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对于宇宙本体作为自然与人世万物的最高规定者上的建立，于是给了儒学对于现世现实问题处理的一个终极依据，也使得儒学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无论是程朱的“理”，还是陆王的“心”都是儒释道糅合下的产物，虽然理学之初是为了排斥道释，重新树立儒家权威的。所谓的“理”正式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来的“道”而来的，只是他们将其与政治与个人修为紧密的联系起来了。而“心学”则又受到了佛家的影响。我们单从儒道两家来看，其关于宇宙本体和运行的思想主要始自道家，而儒家则对现实的人世有着更为广泛的思考，而主要是集中在社会运行与个人行为方面。而在个人修为方面则也很复杂，一方面是儒家传统中仁、义、礼、智、信以及刚正率直不必死难等等，这样的从就先秦开始树立的君子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则是道家所谓的清净、自然、效法天地自然而追求一种超绝人世。特别是表现在境界追求方面。

　　我们这里看到中国传统核心思想文化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情况，这是当代研究者所提出并明示论证良久的。而且也确实就是中国传统核心思想文化所表现出的特点。但这里要看到我们认为儒道互补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对于儒道两家的分析，儒道互补的分析。之所以见得是互补，正是我们在明晰儒道两家基础上才认识的。所以我们的对于儒道互补认识的基础就是对儒道二家的认识，我们对儒道二家的发展有着相当完整与系统的研究，这是自二家出现后就开始的。而正是如此，我们的基础观念就是儒道二家。于是中国文化主要也就被分成了，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他们也就想当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元素，根本单位，人们就会被分为儒家、道家和儒道杂糅者。但是我们却由此弱化了对中国文化更为根本的思考，是儒道二家造就了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成就了儒道二家？这里应该说二者都是合理的，也许只是一种同语反复，毕竟儒道二家有着约2500年的发展形成史，这样长久的发展自然给人们最为深刻而且具体的认识。而对于先前的中国思想文化，在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依然有着相当的研究成就。就像对于《周易》专家就指出，《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都是在《周易》思想观念的一定影响之下的。这样从《周易》到春秋战国的我们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有了一个比较连续的认识，起码有了一些对于前后延承的看法。而在春秋战国时期陡然间，思想文化变的多元而且多彩，仿佛是如宇宙大爆炸那样一下子齐全了起来。当然事实上春秋战国思想界的发展一定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完整的过程，我们只是由于缺少史料，才无法全面认识这一过程。

　　于是我们自然是将这些学派作为单独的单位来考察研究，即便是对他们之间关系以及融合的研究其基本单位也是各个学派，当然这是研究的前提，如果没有一个个研究单位，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个个体来看待。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家哪派，他们是不是有着一个同样的知识基础。不过我们可以在没有过多史料的情况下想象由于地域风俗形成的各有特点的文化下，必然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学问知识。但是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思考，我们以中国人，中国文化为单位来看。从前的以学派为单位研究是不是一种对文化整体的割裂。个体研究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但是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这一核心的基础又是什么，我们说是几家几派的柔和互补，却没有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因为所谓各家各派正是在这个核心基础所派生出来的。我们可以由各家各派来复原提炼其核心思想。但是这样从时间上，其逻辑关系确是颠倒的。因此，我们说的儒道互补，是儒道形成之后。而根本上我们可不可以说是“儒道一体”，虽然说儒道有着如此的分歧，但是儒道成为中国文化后来最核心的思想，其本身就表示出儒道思想在中国具有最广泛最根本的认同。也就是说，儒道虽属二家，但是二家本出一体。

石东岳 历史系 03级 2班 1030200327